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要太冒进。”

“我也赞同老徐的观点，大家都需要慢慢适应，不能说一上来就给人判死刑。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在容许的范围内，给对方一个机会，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”

意有所指，在座都不是傻子，都听得懂。

周景元埋着头，看似认真做着会议记录，实则心里鄙夷。他知道自己处理张奇的事虽然隐蔽，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，厂里多多少少有了传闻。传得多了，关于张奇突然辞职的“内幕”也就不胫而走。除了他的小团体忿忿不平外，其他人都感觉神清气爽，工作热情都高了不少。

因此，周景元根本没把刚刚的“指桑骂槐”放在心上。不用他开口，自然有人继续发表意见。

“既然景文让大家畅所欲言，我也就倚老卖老说几句心里话。自从知道远星准备转型，我就不太支持。被批‘老古板’也好，‘固步自封’也罢，我都无所谓，我唯一有所谓的是远星几十年发展至今不容易，胜利的成果是至少两代远星人奋斗来的，如果付诸东流，不仅仅是我们这群老人，恐怕每一个远星人都会痛心疾首。”

这样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存在，不论改革与否，支持与反对就像一个事物的两面性，共生共存。

“各位长辈，从你们的担忧中，我感受到了你们对远星深厚的感情，正是大家不藏私，用一颗爱家的心来爱远星，工厂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到现在。”周景文情真意切地感谢各位叔伯，“我和景元虽然学的是现代化的管理制度，知道高科技的生产设备，但我们绝没有各位有经验，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多些探讨，能帮助远星走向更大的市场。”

早在转型之初，周景文与周景元便明确了分工。景文作为周家长子，在工厂多年，有威信、沉得住气，唱白脸最合适；景元从小顽劣，没几个能治得了他，擅长红脸。两兄弟一红一白，既符合日常脾性，又契合在工厂改革中扮演的一捧一打的角色。

周景元收到大哥的信号，放下手里的签字笔，维持着他惯常的轻松，道：“各位叔伯请放宽心，我们追求的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稳中求胜。”

“景元，既然求稳，为什么要突然提转型改革，古往今来，多少朝代改革失败，多少工厂企业转型失败？运星发展这么多年，大家的付出绝不是一天两天，如果失败，谁能承担这个责任？到时候，大家的心血就全都白费啦！”

“叔，我这里有一组数据——最近十年包括市区及郊县在内的所有工厂，转型改革的成功率在 837，而所有拒绝转型改革的最终都没有逃过被兼并、收购和破产的命运。”周景元边说，边从电脑上调出支持数据投到大屏幕上，他从不打无准备的仗，既然说服是个长期工作，他不介意简单事情重复做，总有说通的那天。

“老周，你们说句话吧。”有人忍不住，朝始终不开口的周泽恒和周泽安兄弟二人发难，“转型是你们一致决定的，还是被动接受了年轻人的革新？”

周泽恒的观念虽与新兴理念不同，但他拥有一种本能——信任家人。当兄弟与子侄不遗余力寻求突破和发展的时候，他唯有全力支持才能叫外人无法找到周家人的软肋。今天的会议是节前的生产部署，更是转型改革的号角。

这个时候，周泽恒绝不允许自己掉链子，他旗帜鲜明，一锤定音：“是领导层一致同意的。”

一向只关心生产的周泽安紧跟着怀柔起来：“起先是被动接受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心里打鼓得厉害。可是，老伙计们，你们真的觉得现在远星的发展是良性的吗？”他将手边的茶杯推远，即便是讨论严肃话题，他脸上依然是几十年不变的和颜悦色，“车间里怨声载道、人心涣散，多少人想离开远星，你们应该多少有些耳闻吧？”

“唉——听说了。”有人叹气。

也有人说：“远星的工人技术过硬，被别的工厂高薪挖走，很正常。”

“正常吗？为什么这几年我们每年给工人提高福利待遇，最后还是流失很多人才？”周泽安又一记追问，“有没有人假公济私？有没有人拉帮结派？有没有人给亲戚朋友走后门？一次两次没人发现，三个人五个人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失，那一百个人、一千次一万次呢？”

会议室陷入沉默。家具厂背后的门门道道，在座的都心照不宣。

既然是顽疾，连根拔除才能解决。这个道理年轻人懂，在座的老人又有谁不懂？

但人总有惯性思维，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享受着既得利益，最好能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像永动机一样永远不停歇。与其说他们是反对转型和改革，不如说他们是害怕接受改变后的结果。说白了，大家担心的不过是重新制定的政策和制度会动摇工作根本、影响收入。

老周前面的铺垫已经到位，周景元起身，站到投影前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

“从今年三月份开始，有一条生产线负责网络平台的订单。从下单、计划、生产到下线、转运、物流及售后，全部采用自动化生产和管理系统，避免了错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