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班瑞尔走路还是很快，今天早晨他走得更快。在面包作坊，从他藏在面粉袋后面的一只德国短波收音机里，他已经听到戈培尔在柏林宣布这次进攻。下班以后，他就听到老远有一种熟悉的声音：炸弹的隆隆声。他很担心，但是并不害怕。

娜塔丽-亨利见到班瑞尔的那会儿，他是一个虔诚殷实的商人，新郎的幸福的父亲。班瑞尔有另外一面。上一次大战的时候，他参加奥地利军队在东线服役。他曾经被俄国人俘虏，从战俘营逃出来，穿过森林回到奥军战线。一九一六年动乱时，他参加了一个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混合部队。在从军初期，他就学会了做面包、做饭，以避免吃禁食的东西。他可以一连几个月只吃面包、烤土豆或煮白菜，同时做美味的汤和肉汁，而这类东西他碰都不碰。他懂得军队生活，他能在森林里过活，他知道怎样和德国人、俄国人以及十来个多瑙河小国家的人相处。对班瑞尔说来，排犹主义是事情的正常状态，并不比战争更使他害怕，他已经有经验对付它了。

他离开铺着石子的主要大街，拐入弯弯曲曲的肮脏的小街小巷，经过一幢幢木板平房，来到一个院子，那里弥漫着一股早饭、柴烟和仓库的味道，小鸡咯咯地叫着在泥地里乱跑。

“你下班真早，”他的儿媳妇说，她一只胳膊上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，一只手搅拌着木柴炉子上的锅。看得出来她又怀孕了；她那剪短了的头发上包着一条头巾，脸色憔悴而烦恼，这个一年半以前的新娘看来老了十五岁。她丈夫戴着一顶帽子，穿着一件羊皮外套，在一个角落里喃喃地念一本破旧的泰穆特法典1。他的胡子也刮掉了，头发也剪短了。三张床、一只桌子、三把椅子、一个有栏杆的小床，塞满了这个暖烘烘的小房间。四个人都住在里面。班瑞尔的妻子和女儿，一九三九年冬天都得了斑疹伤寒死去了，这病是华沙遭轰炸后流行起来的。那时候，德国人还没有把犹太人围起来；班瑞尔花掉不少储存的钱做贿赂，把他自己、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赎了出来，离开城市，加入了缓缓东行的流亡者行列，经过小路和森林，到了苏联。俄国人接受了这些人，待他们比德国人好些。尽管他们大部分得去乌拉尔山那边荒僻的难民营。班瑞尔带着他家里剩下的人到了明斯克，这里有他的亲戚。几乎城里所有的面包师都参了军，因此明斯克的移民局就让他留了下来。

1犹太教的希伯来语经典。

“我早回来是因为德国人又来了。”班瑞尔从儿媳妇手里接过一杯茶，在椅子上坐下，忧郁地对她吃惊的神色笑了笑。

“你没有听见炸弹声音吗？”

“炸弹？什么炸弹？”他的儿子合上书，抬起头，苍白消瘦的脸上现出了恐惧的表情。“我们什么也没听见。你是说，他们现在在打俄国人？”

“刚开始。我是在无线电里听见的。一定是飞机扔的炸弹。我猜德国人是在炸铁路。打仗的地方还很远呢。”那女人哄着用小拳头捶她的号哭的孩子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他们不会那么快把红军打垮。”儿子站了起来。“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走。”

“走到哪儿去？”父亲问。

“东边。”

班瑞尔说：“我们一走，就不能停下来，得一直走到西伯利亚。”

“那就到西伯利亚。”

“西伯利亚！万能的上帝，孟德尔，我不愿去西伯利亚，”妻子说，一边拍着发脾气的小孩。

“你还记得德国人在华沙是怎么干的吗？”孟德尔说“他们是野兽。”

“那是开头的几个星期。他们后来就安静下来。我们躲着点儿，也就没事了，可不是吗？”父亲泰然地说。“再给我倒点茶。当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遭到屠杀，嗯？斑疹伤寒和寒冷比德国人还坏。”

“他们杀了许多人。”

“那些人不服从纪律。跟德国人在一起，你得服从纪律。而且得躲着他们点儿。”

“我们今天就走。”

“等一个星期吧，”父亲说。“还有三百公里远呢。也许红军会给他们当头一棒。我认识火车站票房经理。如果我们要走，要不了几个钟头就行。西伯利亚远得很，不是犹太人去的地方。”

“你不认为我们应当今天就走？”儿子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行了。”孟德尔坐下来，又打开书。

“我把早饭摆在桌子上了。”儿媳妇说。

“给我一杯茶，”她男人说。“我不饿。叫孩子别哭。”

班瑞尔-杰斯特罗尽管机灵，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。德国人一下子挺进到明斯克附近，比离哪个苏联城市都近，这就引起了另一次惊讶。在某些人看来，跟这次进攻相比，连德国的入侵俄国都黯然失色。

早晨明亮的阳光，照着兵士的纵队，他们象灰色的长虫，在苏联占领的波兰的绿色广阔平原上爬行。在挺进的兵士后面，大炮轰击的烟火范围之外，有一些小股的队伍在行进，他们穿的是不同的制服，服从的是另外的命令。他们的名称是“特别行动队”他们在人类历史中是绝无仅